热带作物是指适合于热带地区栽培的各类经济作物的总称[1],热带作物种类丰富多样、生长发育快、经济价值高,且普遍具有多年生和无性繁殖等特性[2-3]。热带作物按照其用途和经济性状大致可划分七大类别,主要包括橡胶、甘蔗、剑麻等工业原料类,木薯、菠萝蜜等热带粮食作物类,椰子、油棕、澳洲坚果等热带油料类,香蕉、荔枝、龙眼、芒果、菠萝、番木瓜等热带水果类,咖啡、可可以及胡椒、香草兰、八角、肉桂等热带香辛饮料类,槟榔、砂仁、牛大力等热带药用植物类,柱花草等热带牧草类[4⇓⇓-7]。
在我国,习惯上把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带地区以及靠近热带边缘的南亚热带地区统称为“热区”,该区域处于世界热带北缘,土地面积约4800万hm2（不含台湾省,下同）,与世界传统的热带作物种植区域相比气候条件较差[8],且区域内丘陵山地居多,适合种植热带作物的土地仅约2000万hm2,生产资源具有明显的稀缺性和约束性[9],但在保障国防与经济安全、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以及增加热区农民收入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0]。根据农业农村部农垦局2020年全国热带、南亚热带作物生产情况统计及FAO数据,截至2020年底,全国主要热带作物种植面积达599.9万hm2,其中种植面积超过6.7万hm2的热带作物主要有甘蔗、橡胶树、荔枝、八角、芒果、香蕉、龙眼、木薯、澳洲坚果、肉桂、柚子、槟榔、咖啡和百香果等14种,此外,火龙果、菠萝、砂仁、椰子及剑麻也具有一定生产规模。
1 我国热带作物新品种权申请和授权情况
植物新品种权是一种专门保护育种者权利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式,完成育种的单位或个人对其授权的品种依法享有的排他的独占权[11]。我国于1997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并在1999年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公约（UPOV）》1978年文本 [12],对植物属（种）有选择权地进行保护。目前,我国已公布11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共191个植物属（种）纳入保护范围。我国热带作物纳入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开端是以2002年农业农村部把荔枝列入第4批保护目录为标志,之后陆续共有20个热带作物属或种列入保护名录[13],涉及的作物有荔枝、柑橘属（柚子种）、香蕉、柱花草属、橡胶树、木薯、甘蔗属、龙眼、枇杷、芒果、椰子、凤梨属（商品名为“菠萝”）、番木瓜、菠萝蜜、可可、芭蕉属（不含香蕉种）、量天尺属（商品名为“火龙果”）、西番莲属（商品名为“百香果”）、牛大力、砂仁等。截止到2021年10月31日,农业农村部共受理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39 621件,授权15 939件（图1）。其中,热带作物新品种权申请530件,授权168件。在热带作物中,甘蔗属的申请数和授权数均占比最高,分别占热带作物新品种申请总量和授权总量的29.2%和37.5%;其他热带作物新品种申请量超过10件以上的有牛大力、香蕉、芒果、枇杷、西番莲属、柚子、橡胶树、菠萝、荔枝和木薯,授权量达到10件以上为香蕉、橡胶树、柚子、枇杷和牛大力;番木瓜、砂仁、可可和芭蕉属（不含香蕉种）虽有申请但暂未获得新品种授权,菠萝蜜暂未申请新品种（表1）。
图1 1999—2021年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不同作物种类申请量占比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 Fig. 1 Proportion of applications of different crop varieties for new agricultural plant varieties in China, 1999—2021 The data are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Development Cen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
表1 2002—2021年我国热带作物不同属（种）的新品种权申请量和授权量Tab. 1 Applications and authorizations of new varieties of different genus or species of tropical crops in China from 2002—2021 |
| 属/种 Genus/Species | 申请数 Number of application | 授权数 Number of authorization | 属/种 Genus/Species | 申请数 Number of application | 授权数 Number of authorization |
|---|---|---|---|---|---|
| 甘蔗属Saccharum L. | 155 | 63 | 木薯Manihot esculenta Crantz. | 18 | 3 |
| 牛大力Callerya speciosa (Champ. Ex Benth.) Schot | 67 | 12 | 柱花草属Stylosanthes Sw. ex Willd. | 9 | 3 |
| 香蕉Musa acuminata Colla | 60 | 23 | 椰子Cocos nucifera L. | 9 | 2 |
| 芒果Mangifera indica L. | 37 | 1 | 量天尺属Hylocereus (Berger) Britt. et Rose | 8 | 1 |
| 枇杷Eriobotrya japonica (Thunb.) Lindl. | 30 | 13 | 龙眼Dimocarpus longan Lour. | 7 | 1 |
| 西番莲属Passiflora L. | 28 | 5 | 番木瓜Carica papaya L. | 6 | 0 |
| 柑橘属（柚子）Citrus L. [Citrus maxima (Burm) Merr.] | 27 | 14 | 砂仁Amomum villosum Lour. | 5 | 0 |
| 橡胶树Hevea brasiliensis (Willd. ex A. de Juss.) Muell. Arg. | 23 | 14 | 可可Theobroma cacao L. | 2 | 0 |
| 凤梨属Ananas Mill. | 19 | 7 | 芭蕉属*Musa L. | 2 | 0 |
| 荔枝Litchi chinensis Sonn. | 18 | 6 | 菠萝蜜Artocarpus heterophyllus Lam. | 0 | 0 |
注：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芭蕉属中的香蕉种单独统计。 | |
Note: The data are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Development Cen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Musa acuminata Colla is separated statistics in Musa L. |
1.1 我国各年度热带作物新品种权申请和授权情况
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于2004年6月15日申请的品种名为‘浙玉1号’的柑橘属柚子种是我国热带作物领域中首次申请的新品种权,同时也是我国热带作物中第1个取得新品种权授权的品种,授权起始时间为2006年11月1日。2004—2009年,共申请6件、授权3件,集中分布在柚子和柱花草属,这个时期正处于热带作物新品种权申请的起步阶段,申请量较小,纳入保护名录的属（种）不多,整体活跃度不高。从2010年开始,随着我国热带作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的逐步扩大,育种科研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新品种权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热带作物新品种权申请量上升态势明显,特别是2017年我国停征植物新品种保护权相关费用后[14],极大地鼓励了相关育种主体的积极性,热带作物申请量开始呈井喷式增长。另外,在授权量方面,由于新品种权授权之前需进行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DUS）测试的时间一般为3~5 a,甚至个别属（种）需要更长时间,因此,热带作物新品种权授权量发生明显变化的时间相对申请量时间稍滞后,即从2015年开始明显有较大幅度增长。从2002年到2021年10月底,热带作物新品种权授权量年均增长率约为28.3%（图2）。
1.2 我国不同类型热带作物新品种权申请和授权情况
我国不同类型的热带作物新品种保护权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布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主要集中在橡胶、甘蔗等工业原料类（申请178件,授权77件）和以香蕉、荔枝、龙眼、芒果、菠萝、番木瓜、柚子、枇杷、火龙果、西番莲等为代表的热带水果类（申请242件,授权71件）,以上2类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占热带作物新品种保护权总量的79.2%和88.0%。而其他类型的新品种权申请和授权量较少,如木薯等热带粮食作物类申请18件、授权3件,椰子等热带油料类申请9件、授权2件,可可等热带香辛饮料类申请2件、授权0件,砂仁等热带药用植物类申请72件、授权12件,柱花草等热带牧草类申请9件、授权3件（图3）。究其原因,我国热带作物产业是在20世纪50年代为打破境外敌对势力封锁,大力发展天然橡胶种植的基础上开始创建的[15]。虽然热带作物种业起步较晚、底子较薄,但由于关系到国防战略安全和全国人民的“糖罐子”和“果盘子”,国家在天然橡胶、甘蔗和香蕉等领域支持投入的力度较大,部分科技成果已经位列世界先进行列[16]。因此,工业原料类和热带水果类相较于其他热带作物类型而言,研究相对较早、基础相对较好,新品种权申请和授权量较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我国人们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具有特殊功能性药食同源的热带药用植物,相关作物种业发展迅速,申请量激增。
图3 2002—2021年我国不同类型热带作物新品种权申请量和授权量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 Fig. 3 Applications and authorizations for new varieti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tropical crops in China, 2002—2021 The data are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Development Cen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
1.3 我国热带作物新品种权各申请主体情况
我国热带作物新品种权的申请主体主要有国内的科研单位、教学单位、企业以及个人,国外主体申请量极少且暂未授权。国内科研单位的申请量占总申请量的80.4%,其中,在国内科研单位中申请量最多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192件,占总申请量的36.2%;其次是云南省农业科学院81件,占总申请量的15.3%;第三是广西省农业科学院50件,占总申请量的9.5%。国内教学单位、企业和个人的申请量所占比重分别为9.8%、4.3%、4.9%,国外企业和个人的申请量共3件,申请保护的属（种）为芒果和凤梨属。国内科研单位的授权量占总授权量的77.4%,其中,授权量排前3位的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46件）、云南省农业科学院（34件）和广东省农业科学院（18件）,分别占总授权量的27.4%、20.2%和10.7%;国内高校、企业和个人的授权量所占比重分别为12.5%、5.9%、4.2%（图4）。在热带作物领域,科研单位新品种权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均远超高校、企业和个人。反映出我国热带作物领域仍以公益性育种为主,商业化的育种机制尚未建立。我国热带作物新品种创新的主要力量是科研单位,特别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作物新品种选育方面已位列世界先进行列[16]。目前,我国主要热带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商品种苗供应率超过80%,有力地支撑了热带作物产业的生产需求[17]。
图4 2002—2021年我国热带作物新品种权不同申请主体的申请量和授权量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 Fig. 4 Applications and authorizations of different applicants for new tropical crop variety rights in China, 2002—2021 The data are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Development Cen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
2 我国热带作物新品种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2.1 对制度缺乏了解,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
我国的品种审定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建立以来,几经变革[18-19],在热带作物退出品种强制审定范围之前,我国自行培育并通过国家级和省级审定的热带作物品种达200多个[20-21]。我国除对特定的热带作物实施强制登记外,其他热带作物可以自愿申请省级品种认定和全国热带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组织的品种审定[22⇓-24]。由于部分育种者对新品种权保护制度了解不够,把品种审定、登记或认定等品种管理制度与新品种权保护制度混为一谈,认为只要通过审定、登记或者认定后就可以取得对研发品种的保护,没有必要再申请新品种权保护[25];部分育种者错误地把品种推广和新品种权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新品种权保护,推广起来难度就会增大[26];还有部分育种者对热带作物新品种保护的预期效果和预期收益持观望态度,申请积极性不高;不少育种者为了快速获得市场经济回报,往往存在重登记推广、轻品种权保护的情况,申请意识较为淡薄;此外,相比品种登记和认定,热带作物品种自愿审定不需要做DUS测试,费时较短,且在市场销售中可以起到认证的效果,有些育种者更倾向于审定,而忽略了新品种权申请保护的投入。
2.2 热带作物具有无性繁殖的特性,技术和法律保护难度大
热带作物普遍具有无性繁殖的特性,无性繁殖是指不经生殖细胞结合,直接由母体的一部分产生子代的生殖方式,其枝、叶、芽、根等繁殖材料都是稳定的遗传物质。无性繁殖主要通过扦插、嫁接、压条、组培等方式进行繁殖和生产,技术门槛较低、扩繁成本低廉、繁殖种植简单[27]。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下,绝大多数热带作物无法像有性繁殖一样实现“二代不育技术”,新品种的繁殖材料一旦流失,育种者很难有效进行控制和保护。因此,热带作物通过技术保护新品种权的难度大,是侵权的重灾区。另外,在法律保护方面,由于热带作物的繁殖材料极易获得,“自行繁殖”的侵权方式比较隐蔽,行业的生产经营主体呈“小而散”的特征,几乎没有专门从事热作种业经营的龙头企业[28],一旦发生侵权往往出现调查取证难、维权难度大、耗费成本高等问题,并且因育种者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律人才,导致侵权案件频繁发生却难于有效维权的现象,热带作物新品种权保护具有特殊的困难性。
2.3 申请主体相对单一,其他育种主体参与度不高
与发达国家的商业性农业相比,我国尚处于生存型农业迈向商业型农业的阶段[29]。在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主要集中在大田作物领域,占总申请量的近八成[30],是国内外育种单位、企业和个人投入和竞争的重点领域。相比而言,我国热带作物新品种权申请量仅占总申请量的1.34%,相关领域关注度少、投入量低,且种业起步较晚,商业化的育种模式还未形成,品种选育还主要依赖科研、教学单位依靠科研项目支持开展公益性育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研究与市场需求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28]。同时,热带作物大多为长期栽培作物,品种选育周期长,如通过常规选育种方式培育出1个橡胶树新品种至少需要30 a[20],培育1个芒果新品种最少需要12 a[31],培育1个木薯新品种也一般需要12 a[32];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并且基于热带作物新品种保护难的问题,企业参与热带作物品种自主研发的动力不足,多数企业还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育种平台与队伍。另外,由于我国加入的UPOV公约1978文本对新品种权保护水平偏低[33],导致国外企业或个人不敢也不愿在国内申请品种权保护,这样既严重影响了国际上优秀种质资源进入国内市场,也导致国内种业市场竞争不足,市场无法发挥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
2.4 育种资源遗传基础狭窄,品种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种质资源是育种创新工作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是发达国家和大型跨国公司争相抢占的战略性稀缺资源。一方面,我国不是橡胶、木薯、芒果等热带作物的起源地,相关新品种研发能获取和利用的遗传材料均依靠国外引进,育种创新的种质资源基础比较脆弱,育成品种或多或少与国外种质存在一定的遗传关联。另一方面,当前,我国除利用生物技术手段在木薯、橡胶、香蕉和番木瓜辅助育种上取得一些进展外,热带作物新品种培育主要还是通过引种试种、实生选育、杂交育种和诱变育种等常规传统手段进行[34]。在现有育种手段下,若利用国外已经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品种作为原始材料进行育种,其育成品种表达的基本特性有很大可能由原始品种基因型或基因型组合控制,在UPOV公约1991文本下极易被定性为“依赖性派生品种”,这种通过国外引进受保护的品种进行再创新的育种方式将面临侵权风险[35]。在此背景下,导致支撑我国热带作物新品种选育的遗传资源基础越来越狭窄,国内育种大多在之前创制的育种材料基础上低水平重复,品种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有不断加大的趋势。
2.5 DUS测试技术支撑不足,品种权授予不及时
当前,我国的DUS测试主要以官方测试为主[36],委托测试和自主测试为辅的方式对申请品种的形态性状进行实质审查,以确定新品种的“三性”是否符合授权条件。受植物品种权保护收费停征、DUS测试纳入部分热带作物品种登记审查范围以及热带作物新品种申请量的不断增多等因素影响,我国的DUS测试审查需求量激增,但目前可以承担热带作物DUS测试的主要是广州和儋州两个分中心[37],并且传统表型DUS测试技术的测试周期长、测试性状多、测试工作量大和受环境影响较大等问题突出,测试效率低下[38],已经无法适应热带作物新品种审查测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一个热带作物新品种从申请到获得新品种权授权平均需要3~4 a时间,不少育种者获得品种权证书时,保护品种往往错过了实施的最佳时机,或者已经失去了推广应用的价值[39]。另外,目前仍有许多热带作物因缺少DUS测试指南而未能列入名录,不利于育种多样化水平的提高和吸引国外优良种质资源。为此,加强热带作物DUS测试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3 强化我国热带作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建议
3.1 加大宣传普及力度,提高热带作物品种权保护意识
充分运用各种资源和平台加强对热带作物新品种保护知识的培训宣传度和覆盖面,不断提高育种主体、生产种植主体及其他相关人员对热带作物新品种权的社会认知度。一是依托新闻媒体、网络等方式,广泛宣传新品种权保护制度以及新品种权保护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普及全社会的知识产权知识,同时,分层次、分类别地集中深入开展各类会议及培训班,有针对性地提高特定主体的品种权意识和运用能力;二是重点对科研和教学单位开展新品种权宣传,提高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防止无形资产流失,树立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评价导向,把品种权申请数量纳入到评价指标体系中来,激励和引导科技人员创造更多的智力劳动成果,推动热带作物种业创新;三是引导广大育种者有效区分热带作物品种登记、认定等品种行政管理与品种权民事保护之间的关系,提高大众对热带作物新品种权保护的关注度,优化新品种权申请等方面的服务。除部分热带作物品种需要强制性登记后才能推广外,目前各省份实施的品种认定和行业审定已属于自愿性申请,既不是推广销售的强制前置条件,也不是法律保护育种者的权利。即便是属于登记后才能流入市场的部分热带作物新品种,如果缺乏品种权的法律保障,育种者所谓的经济效益实际上无法得到维护,至少是无法实现最大化。
3.2 加强司法、行政执法和技术保护,多措并举打击侵权
现行《种子法》规定,品种权侵权行为包括生产、繁殖、销售行为,不包括使用行为。侵权方往往以其属于使用行为而非生产或者繁殖行为为由提出不侵权抗辩,但由于热带作物品种普遍具有自我复制繁殖的无性繁殖的特点,可能对热带作物授权品种造成事实上的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五条在原则上明确了对种植行为可以通过认定为生产、繁殖行为进而认定为侵权行为,至于如何具体把握,并未明确。建议借鉴UPOV公约1991年文本关于“私人非商业性行为”例外的精神,考虑种植行为的规模、是否属于私人非商业性行为、是否营利等因素作出认定,并依此严厉打击恶意侵权行为。当前,新《种子法》正在修订之中,引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将保护范围由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延伸到收获材料,将保护环节由生产、繁殖、销售扩展到生产、繁殖、加工（为繁殖进行的种子处理）、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出口、储存等[40],形成对侵权行为的全链条打击,将把我国品种权司法保护水平推到一个新高度。此外,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协调,充分发挥行政执法部门调解处置品种权纠纷速度快的特点,确立行政执法部门在打击品种权侵权工作中的主要地位,对品种权纠纷可采取先行政调解再司法诉讼的手段,及时、有效制裁和制止恶意侵权行为。行政执法部门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组织或者指定有关专业机构和专家就有关品种侵权中的专业技术性问题进行鉴定和评估,提供技术咨询[41]。加强种业知识产权文化建设,营造保护和激励育种创新的良好氛围,同时育种者要及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打击各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依法保持自身的技术竞争优势。除依靠法律保护外,育种者还可以借鉴美国孟山都公司的先进经验,将分子标记技术引入新品种的繁殖材料进行分子标记,如怀疑有人未经许可盗用自己的材料,可以通过检测材料中的片段基因加以确定是否侵权[42],降低维权成本。
3.3 加大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提升育种参与主体品种研发能力
加大科研经费的支持力度,继续发挥科研教学机构的科研优势,重点支持一批人才储备和技术条件好的科教单位开展热带作物育种关键技术研究,提升种质资源创新开发能力建设,增强品种原始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在热带作物育种研发方面的核心竞争力。支持科教单位与企业的协同合作创新,推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商业化育种创新体系。大力开展制度创新,理顺科研投资与创新成果之间的权责利益关系,创建公平有序的创新环境,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创新的积极性[43]。通过政府引导、公共服务、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综合措施,调动全社会各主体、各要素多元化积极参与,重点扶持、培育一批热带作物育种研发企业,并通过技术链、知识链、产业链的链接形成巨大的品种研发产业群,带动我国热带作物新品种走向世界,抢占国际市场竞争制高点。同时,把独具特色、经济价值较好、国际竞争能力较强、产业化程度较高的热带作物品种尽快纳入保护名录[44],在满足国内育种主体要求的同时,加大对国外育种主体的开放。
3.4 加强热带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与利用,拓宽热带作物育种的遗传基础
一是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不断丰富热带作物种质资源储备。重点支持开展国内热带作物种质资源的全面普查、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集专项工作,依托海南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中转基地的建设契机,实现对国内外热带作物优异种质资源的应收尽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开展种质资源和品种交换。同时,分级分推进高标准热带作物种质资源圃库建设和离体保存技术应用,提高我国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水平。二是全面开展热带作物种质资源植物学及重要农艺、品质、抗逆、抗虫病以及分子性状的鉴定评价,深度发掘优异种质、优异基因,构建DNA指纹图谱库,强化育种创新基础。三是深化热带作物种质资源创制,通过远缘杂交、理化诱变、基因工程等技术手段,挖掘一批有价值的新基因,开发一批重要性状相关标记,创制一批绿色生态、品质优良、高抗广适、营养安全的特色新种质,缩短育种周期,为加快培育自主创新的优良热作品种提供丰富的遗传材料[45⇓⇓-48]。
3.5 加快热带作物新品种测试能力建设,缩短授权审查时间
加快推进DUS测试指南的研制是提高热带作物新品种测试能力的基础性工作,要继续加强我国热带作物植物学性状、生物学性状和标准品种等方面的研究工作[49],建立健全测试标准体系引导指南研制方向,不断完善已知热带作物品种DUS测试性状数据库,为构建表型组和基因型精准测试技术体系提供基础性技术支撑。同时,继续拓宽热带作物DUS测试指南研制力度,为扩大热带作物保护名录提供有力支撑。其次,大力普及应用新品种审查新技术,将已经在大田作物上成功应用的DNA分子标记检测技术引入热带作物新品种测试,该技术具有测试周期短、不受环境影响和季节限制、供选择的标记数量多、可以进行高通量测试分析等优势,通过该技术和依靠其构建的DNA指纹图谱数据库将成为热带作物新品种DUS测试的主要技术手段,为新品种授权提供快速、准确和可靠的技术支撑[50]。加强图像处理技术在热带作物新品种测试中的应用。该技术是UPOV认可的测试新技术,在我国已经在玉米和花生等领域得到成功普及应用,通过测量植物外部形态性状,可以快速获取更为精确的数据,有效缩短测试周期[51]。再次,培养壮大DUS官方测试机构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加强对自主DUS测试育种者的培训和指导,为热带作物新品种测试技术体系建设提供人才支撑。最后,整合测试资源,打通不同部门管理壁垒,建立综合性测试机构,在测试周期内统筹开展区域试验、生产试验、DUS测试、抗性鉴定、种子检验等测试工作,彻底解决品种登记、认定等品种管理和品种权保护审查时间的冲突,更好地为现代热带作物种业服务[52]。